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锅（1） | 泰国中文论坛 - 泰国华人论坛 - 泰国生活百事通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是我们脑海里的一条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起义是一个世界史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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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农民起义

　　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全球无二。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所到之处，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除了这些王朝衰败期的大型起义外，王朝统治稳定时期的中小型起义更是不断，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

　　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高峰为宋朝，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国的专制最高峰为清朝，《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从明初开始就起义不断，总共爆发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刘六刘七起义，持续3年，席卷好几个省份。

　　可以说，农民起义陪伴着王朝一生。

　　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

　　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

　　中东和印度(专题)，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专题)也是。

　　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

　　所以，动不动就要来一场起义，还总想着“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频繁而剧烈的农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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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不背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频繁剧烈的农民起义，历来有诸多解释。但最常见的理由，是土地兼并。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过好点；到了王朝中后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末期，这些地主拼命压榨农民，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

　　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连教科书也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

　　总之，都是地主的错。

　　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好地推翻了这个观点。

　　秦晖一直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仔细分析后，发现自隋唐以后，“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关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手里。而且，秦晖在《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总结道，古代中国的自耕农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好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

　　因此，秦晖认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时，也是这种看法，在整个清朝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不存在。

　　张宏杰在《简明中国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一直较为公平”在近年来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

　　从逻辑上讲，如果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剩余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是越来越贵。但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土地价格往往越来越便宜。因为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想白送人都没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农为主，南方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较多，但明朝的农民起义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王朝后期，田园荒芜十分普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被迫夺走的，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来种植这些荒田，但现实是，他们宁愿逃亡饿肚子也不愿意留下来种地。

　　1627年，明朝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所到之处，都是荒芜之田，长满了茅草，他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回答道：税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李俊丽就在论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指出：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被侵占。

　　这些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选择逃亡，而是沉重的税负导致农民无法耕种，导致农民弃地而逃。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员”。

　　因此，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所谓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来源：小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