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alin kariko耸了耸肩。

　　“冷板凳的确就在那里，但我相信这个科学（mRNA）是好的。谁关心那个（冷板凳）？”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说这话的时候，这位被学界、被社会、被投资人连续否定、拒绝30余载的66岁老人终于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此前，她在学界的地位非常边缘化，职位只是学术地位很低的兼职研究助理教授，没有任何常任职位。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她的年收入不到6万美金。这样的收入大概是硅谷一位30岁左右工程师的不到1/5。

　　而现在，她成了新的希望和救星。正是她用大半生研究的mRNA技术，让辉瑞和Moderna在疫情爆发后可以迅速研发新冠疫苗，把人们从令人绝望的疫情中拯救出来。

　　“全世界都欠她一个诺贝尔。”利用mRNA技术制造出新冠疫苗的Moderna公司CEO Derrick Ross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020年12月18日，在默默无闻研发mRNA数十载后，Katalin第一次在聚光灯下接受荣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场对外发布会上，身着红色坎肩的Katalin被护士按住上臂，接种了mRNA新冠疫苗。

在她接种的那一刻，场内不断发出拍照的咔嚓声。人群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Katalin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眼眶泛泪。“我终于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Katalin的发现正在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事实上，很多和她一样的人，其实都失败了。”David Langer博士表示。

　　一只被塞了900英镑的泰迪熊

　　在被世界接纳认可后，Katalin的背景故事，甚至是童年故事被不断挖掘。

　　在《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中，Katalin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屠夫家庭。从小，她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尽管在她的亲戚朋友中，并没有人从事这项职业。善于读书的她在匈牙利一路读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当地的生物研究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1985年，在当时的大学研究计划资金出现问题后，她和同为博士的丈夫kariko带着2岁的女儿Susan移民美国费城，并在Temple City找到了一份博士后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匈牙利政府政策，他们只被允许最多携带100美元左右离境。Katalin在女儿的泰迪熊内塞了900英镑，然后再把它缝上。

　　带着这900英镑，一家三口开始了“美国梦”。

　　来到美国后，为了生计和身份问题，先生选择放弃学术，目前是一位公寓经理。而长大后的Susan已经是两次获得奥运划船比赛的金牌得主。

　　Susan全名Susan Francia。在Katalin被人们知晓前，她的女儿已经在两届奥运会上蝉联女子八人单桨项目的金牌，其中一届是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此外，她也在世界划艇锦标赛上获得过5金、1银、1铜共7枚奖牌，是美国这个领域内无人不知的一位运动员。

　　职场坎坷、不断被贬

　　直到1989年，Katali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脏病专家Elliot Barnathan那里找了一份研究助理教授的职位。在学界，这个职位可以说并不算高。这个职位是无法申请终身教授职位的。

　　在这里，Katalin和Barnathan开始了最早期的mRNA研究。他们希望将mRNA注入细胞，诱导他们产生新的蛋白质。

　　在最初的实验之一中，他们希望使用这种方法来指导细胞产生一种被称为尿激酶受体的蛋白质。如果实验成功，他们将能检测到一种带有放射性分子的新蛋白质。

　　他们本应像其他教授团队一样申请资金支持，但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大多数人都嘲笑我们和我们研究的项目过于冷门。”Barnathan表示。

　　实际上，当时的研究试验结果可以说是成功的。在Katalin和Barnathan那个狭小的实验室里，他们的检测器发现了新的蛋白质 。当时他们认为这种mRNA技术将来甚至可能延长人类的寿命。

　　尽管有了实验结果和进展，但这个冷门的方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资金支持，无论来自学校还是校外的投资机构。在他们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极其偏门的研究，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

　　从加入宾大一年后，Katalin开始申请各种资金支持。“我不断修改我的各种申请，尝试获得政府资金、私募投资人的支持，但每个人都拒绝了我。“ Katalin表示。

　　由于资金匮乏，Barnathan最终离开了学校，去到工业界接受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工作。落单的Katalin在当时可以说是孤立无援，既没有来自教授的支持，也丢掉了实验室的工作。

　　1995年，学校宣布了降职Katalin的决定。

　　“学校希望我辞职。”Katalin回忆时候表示。一般来说，在美国学界，大学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支持较低职位的博士研究。如果长期没有获得资助，学校就会选择放弃。

　　在最困难的那几年，Katalin甚至曾经一度被诊断出癌症。而当时，她的先生因为签证原因被困在匈牙利。

　　但幸运的是，Katalin很快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位“伯乐”——David Langer教授。

　　在Katalin在学院内面临窘境的时候，Langer写信敦促学校的神经外科主任给Katalin博士更多研究的机会。

　　“是Langer救了我。”Katalin回忆起当时冷板凳的经历表示虽然很艰难，但走到低谷也总有人能拉她一把。

　　Langer在Barnathan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Katalin，后来更认准mRNA是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Langer当时和Katalin一起希望利用mRNA来治疗脑部术后的血块。这种血块有时会让病人面临中风的风险。他的想法是让血管中的细胞产生一氧化氮，从而扩张血管。

　　Langer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和Katalin在兔子身上进行实验。但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仍然以失败告终。

　　由于这次失败，Langer最终和Barnathan一样离开了学校，同时当时的系主任也选择离开学校。

　　他们的离开，再次让Katalin孤立无援，面临再次没有实验室以及没有任何研究经费的窘境。

　　不断的失败当中，当所有人选择离开这个“难以看到未来”、短期内没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Katalin仍然选择执着坚持。

　　在又一次低谷里，走投无路，并不想放弃mRNA研究的Katalin遇到了第三位伯乐——Weissman教授。

　　Weissman教授当时表示希望她可以利用mRNA技术研发可以抵御艾滋病的疫苗。这个提议很快被Katalin应允。对她来说，只要还能有一点机会继续研究mRNA这个方向，她就不想放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