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驳回了弦子（周晓璇）针对中国知名电视主持人朱军提起的性骚扰指控，弦子表示案件的核心事实并未被充分讨论，一定会上诉。

　　9月14日，海淀区人民法院裁定，弦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军对她性骚扰，一审驳回诉讼请求。

　　“我觉得之前的这三年对我的生命来说是没有办法再复制的，我没有办法再那样做三年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21岁，但是现在已经28岁了……但我真的觉得非常疲惫了。”

　　周二晚上，面对法庭外的记者和声援者，弦子哽咽着说，法院如果要拿出让人信服的结论，程序上起码要保障充分讨论，这个案子并没有触碰到核心事实。

　　“这次开庭，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讨论……即使拿了这个判决，我也依然还是要说，我就是一个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

　　弦子：我就是性骚扰受害者

　　海淀法院此次如临大敌，门外布满警戒线、公安和警车。弦子的微博从今年七月开始被禁言一年。美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本台表示，与其说是弦子诉朱军，不如说是弦子诉官方体制强奸案：

　　“这个案子我没有预设立场，不会因为弦子是弱者就一定成立。我感到愤怒的是，整个过程中，官方不允许媒体报道，这是国家体制在强奸人民。为什么国家政权不允许媒体讨论这件事？为什么你要禁言弦子？朱军是一个强势的人，他是国家的人。为什么要封掉弱者的微博？”

　　对于判决结果，朱军没有公开回应，而弦子声明自己会提出上诉。

　　弦子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法官不允许调取当年的监控录像，不允许调取当年公安对她父母做的笔录，不允许心理学专家证人出庭，不允许原告对申请决定有任何反驳和进行最后陈述。对于朱军主张的核心证据，即DNA鉴定结果，原告要求对连衣裙进行重新鉴定，但公安机关说并未调取过连衣裙，衣服下落不明。

　　2018年，弦子曝光2014年于央视实习期间，朱军在化妆间对她进行猥亵。朱军于2020年12月在微博上否认曾与弦子有身体接触。

　　中国性侵受害者举证难，被批做境外走狗

　　华中师范大学人类性学教授彭晓辉对本台表示，“（弦子诉朱军一案）它提高了全社会对于权属关系中性接触的一种警惕，对于保护弱者是一种意识的养成和提醒，对于蠢蠢欲动者也是一个有力量的警告。”

　　彭晓辉说，他认识一个硕士生在强奸已遂的情况下，因为缺乏有效证据却被反诉是诬告，“性骚扰是两个人私下发生的，没有第三者在场，就很难取得证据。你首先要有智慧，巧妙地保存证据，比如通讯记录、电邮、电话录音。我相信法官宁愿相信弦子，但是法律是重证据的。”

　　2018年，中国最高法院将“性骚扰”列为独立案由，此前通常仅以身体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一般人格权纠纷等案由进行起诉。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对“性骚扰”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

　　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鼓舞，中国有许多性侵受害者也站出来发声，但是维权过程异常艰难。耶鲁大学法学院学者龙大瑞（Darius Longarino）近期在《外交学人》发布研究指出，中国法院给予被告较强保护，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多放在原告身上，需要证明其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即 75% 至 85% 的确定性）。

　　龙大瑞梳理数据发现，在中国2018至2020年的公开资料中，只有83件民事案涉及性骚扰，当中77件是由被指为骚扰者一方所提请，由受害者所提请的诉讼只有6件。

　　败诉之后，弦子还面临着朱军指控她损害自己名誉和精神健康的诉讼。在2020年底接受美国媒体“歪脑”专访时弦子说，“如果我是朱军的话，我也会说我相信法律，法律不会让被伤害的人赢，法律要求每个女生随身带一个录音笔，带一个针头摄影机。”

　　虽然弦子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也有不少人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愿饶恕朱军。不少微博网友批评弦子是批着女权的羊皮，帮助外媒进行反华宣传，“CIA的剧本，NGO的投资”、“你个走狗，你对平权主义造成的伤害都是不可磨灭的”、“感觉这些人不怀好意，有种港独台独的意思。”

　　杨建利深谙这种指称背后的原因：“习近平当政后，公民社会基本上不存在了，女权、#Metoo都被看作是公民社会一部分。现在最方便污名化的方式就是把你上纲上线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对于女权运动积极分子、演艺界人士，打倒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和西方势力挂钩。”

　　无独有偶，上周济南检方通报称，针对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女性员工的性侵指控，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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