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一同住在内山书店楼上，当时安娜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据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记载：

　　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

　　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

　　那时候，郭夫人（安娜）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

　　还有一种传说是：

　　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并且告诉安娜郭沫若与她的感情，安娜听了后只是淡淡地说：

　　“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而据那个时期的神秘人物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记录，郭沫若和安琳都是色情狂，当众性交。

　　多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系恶意歪曲。

　　1928年2月，郭沫若受到蒋介石通缉，不得已举家离开上海，当时践行的人中就有安琳，在安娜面前，郭沫若与安琳席间异常尴尬。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

　　安娜平静地问起此事，郭沫若坦率承认爱安琳。

　　并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说：

　　“是我阻挡了你们，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这次夫妻分别乘船回到日本后，郭沫若与安娜共同度过了较为安定的10年生活。

　　这10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研究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史，先后出版了《十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一时名声大震，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做客。

　　郭沫若先生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界最严谨，最出成果的历史学家，没有他在日本的苦心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证据恐怕早就灰飞烟灭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断代分期都是郭沫若首次界定；

　　现在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从了解郭沫若开始的，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的集大成者。

　　安琳在郭沫若去日本后几个月，在上海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科大队长的胡公冕结婚。

　　1949年后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1982年离休。

　　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郭沫若难以忘怀，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

　　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情深意重。

　　郭沫若在当时的日记中写下：

　　“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5

　　1933年前后，在日本的郭沫若背着安娜在外嫖娼，染上了性病，并且传染给了安娜，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这件事也有几个版本，但没什么可以细说的了，嫖娼就是嫖娼罢了，多数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妓女×××，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这成为郭沫若广为人知的人生污点之一。

　　

　　郭沫若1918年发表的第一首诗《死的诱惑》，就是为自己的女神安娜而作。

　　但又有什么能经得起逝水流年呢？

　　作为一个多情的才子来说，生活中是不能缺少爱的。就如玩摇滚的都离不开毒品。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24日夜，得知蒋介石已经取消了对自己的通缉令后，在朋友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离开家，次日从神户上船回国，投身抗日战争。

　　很多文章中将这定为郭沫若抛妻弃子，事实上，实属无奈。

　　当时郭沫若一家已经受到日本宪兵监视，携妻带子回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郭沫若是深夜身着和服装做散步，从篱栅缺口处出走，到画家钱瘦铁处换上西服，化名大学教授杨伯勉,从神户登上加拿大(专题)邮船日本皇后号回国。

　　郭沫若离开时与安娜不辞而别。

　　安娜心中已经有所察觉，但她没问，郭沫若也没说，战乱年代这样的离别，又该从何说？

　　郭沫若在熟睡的安娜额前印上轻轻一吻，转身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家。

　　郭沫若秘密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安娜被日本政府军方拘留，受到非人的折磨。

　　安娜后来回忆说：

　　“他们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

　　我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安娜说：

　　“每当我痛苦时，我被毒打时，我就会祈祷圣母，祈祷早日见郭沫若，有这个念头陪伴，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恢复自由后，安娜一个人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在艰苦的岁月里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5个儿女成长。

　　这年的8月和11月，安娜还给郭沫若写过两封信，之后，因为两国的交战形成隔绝状态，断了联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一个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辗转找到安娜，带给安娜郭沫若的一封信和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

　　在信中，郭沫若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境况，包括新组建的家庭和四个孩子。

　　这对安娜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探访住在东京的安娜时，看到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地泣诉：

　　“鼎堂（郭沫若）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心不甘的安娜以探访妹妹妹夫为由，带着子女先到台湾，于1948年8月初辗转来到香港。

　　这时郭沫若也正在香港。

　　安娜苦熬过11年的等待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郭沫若——和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

　　

　　郭沫若与于立群及子女

　　据说两人有过激烈的争吵后，安娜选择黯然离开。

　　1949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安娜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她保存的郭沫若手稿全部献给国家，五个孩子全部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安娜和长子住在大连。

　　1951年安娜由大连来到北京，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

　　1. 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

　　2. 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

　　3. 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让跟安娜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从第二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1975年夏天，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在女儿的陪同下前去看望。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以85岁的高龄去北京探望，但只在病房待了片刻就出来了，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沧海桑田，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终无话可说。

　　这是郭沫若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

　　坊间也有说法，说郭沫若最后对安娜说的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

　　1983年，安娜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

　　安娜在晚年谈论自己时说：

　　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