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一同住在内山书店楼上,当时安娜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据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记载: 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 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 那时候,郭夫人(安娜)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 还有一种传说是: 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并且告诉安娜郭沫若与她的感情,安娜听了后只是淡淡地说: “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而据那个时期的神秘人物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记录,郭沫若和安琳都是色情狂,当众性交。 多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系恶意歪曲。 1928年2月,郭沫若受到蒋介石通缉,不得已举家离开上海,当时践行的人中就有安琳,在安娜面前,郭沫若与安琳席间异常尴尬。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 安娜平静地问起此事,郭沫若坦率承认爱安琳。 并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说: “是我阻挡了你们,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这次夫妻分别乘船回到日本后,郭沫若与安娜共同度过了较为安定的10年生活。 这10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研究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史,先后出版了《十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一时名声大震,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做客。 郭沫若先生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界最严谨,最出成果的历史学家,没有他在日本的苦心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证据恐怕早就灰飞烟灭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断代分期都是郭沫若首次界定; 现在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从了解郭沫若开始的,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的集大成者。 安琳在郭沫若去日本后几个月,在上海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科大队长的胡公冕结婚。 1949年后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1982年离休。 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郭沫若难以忘怀,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 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情深意重。 郭沫若在当时的日记中写下: “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5 1933年前后,在日本的郭沫若背着安娜在外 嫖娼,染上了性病,并且传染给了安娜,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这件事也有几个版本,但没什么可以细说的了,嫖娼就是嫖娼罢了,多数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妓女×××,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这成为郭沫若广为人知的人生污点之一。 郭沫若1918年发表的第一首诗《死的诱惑》,就是为自己的女神安娜而作。 但又有什么能经得起逝水流年呢? 作为一个多情的才子来说,生活中是不能缺少爱的。就如玩摇滚的都离不开毒品。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24日夜,得知蒋介石已经取消了对自己的通缉令后,在朋友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离开家,次日从神户上船回国,投身抗日战争。 很多文章中将这定为郭沫若抛妻弃子,事实上,实属无奈。 当时郭沫若一家已经受到日本宪兵监视,携妻带子回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郭沫若是深夜身着和服装做散步,从篱栅缺口处出走,到画家钱瘦铁处换上西服,化名大学教授杨伯勉,从神户登上加拿大( 专题)邮船日本皇后号回国。 郭沫若离开时与安娜不辞而别。 安娜心中已经有所察觉,但她没问,郭沫若也没说,战乱年代这样的离别,又该从何说? 郭沫若在熟睡的安娜额前印上轻轻一吻,转身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家。 郭沫若秘密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安娜被日本政府军方拘留,受到非人的折磨。 安娜后来回忆说: “他们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 我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安娜说: “每当我痛苦时,我被毒打时,我就会祈祷圣母,祈祷早日见郭沫若,有这个念头陪伴,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恢复自由后,安娜一个人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在艰苦的岁月里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5个儿女成长。 这年的8月和11月,安娜还给郭沫若写过两封信,之后,因为两国的交战形成隔绝状态,断了联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一个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辗转找到安娜,带给安娜郭沫若的一封信和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 在信中,郭沫若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境况,包括新组建的家庭和四个孩子。 这对安娜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探访住在东京的安娜时,看到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地泣诉: “鼎堂(郭沫若)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心不甘的安娜以探访妹妹妹夫为由,带着子女先到台湾,于1948年8月初辗转来到香港。 这时郭沫若也正在香港。 安娜苦熬过11年的等待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郭沫若——和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 郭沫若与于立群及子女 据说两人有过激烈的争吵后,安娜选择黯然离开。 1949年,在 周恩来的安排下,安娜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她保存的郭沫若手稿全部献给国家,五个孩子全部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安娜和长子住在大连。 1951年安娜由大连来到北京,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 1. 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 2. 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 3. 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让跟安娜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从第二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1975年夏天,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在女儿的陪同下前去看望。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以85岁的高龄去北京探望,但只在病房待了片刻就出来了,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沧海桑田,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终无话可说。 这是郭沫若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 坊间也有说法,说郭沫若最后对安娜说的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 1983年,安娜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 安娜在晚年谈论自己时说: 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3 o/ v! V- M* u/ W' r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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